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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 南中村改革再启程
    来源:重庆日报
    时间: 2018-07-17 03:18:47 | 记者:颜安 | 编辑:李平

    7月13日,南中村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村民在新一轮土地确权资料上签名、盖手印。记者 颜安 摄

    核心提示

    长寿区南中村是40年前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当年“包产到户”曾极大激发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这个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当包产到户后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现代农业农村发展时,一些村民依然思想保守地固守着土地,导致部分土地闲置。

    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南中村人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改变。这片土地,正重新焕发生机。

    7月13日中午,长寿区葛兰镇南中村。

    曾经的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哪怕头顶的阳光火辣辣,村民仍自发来到村头,围成一圈,看看自家,或打听打听旁人的地在确权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被围在中间的,是南中村支书徐相飞。40岁的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中村的第4任书记。时值改革开放40年,几任村干部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亲历者,见证的那些关于土地的故事。

    40年前,南中村成为重庆市第一个“吃螃蟹”的村

    当年顶着压力悄悄分地,结果干部被请去“睡水泥地板”

    老一辈的故事,早已在村里流传开来。

    1978年底,赤脚医生黄金炉走马上任,出任长寿县葛兰区葛兰乡八一大队(南中村前身)十三生产队队长。

    “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不少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徐相飞说。当年,村里仍然实行“大集体”“工分制”,村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给集体,集体再按照村民所积的工分,把粮食分发下来,一个劳动力大概能分到100斤粮食,在缺油少肉的那个年代,根本不够吃。

    没过多久,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揭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八一大队支书蔡光荣耳里。“交了公家的,剩下的都归自己。”蔡有意无意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十三生产队队长黄金炉。

    一方面是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村民填饱肚子的需求。黄金炉思索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在十三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

    “别人搞得,我们啷个就不能搞?”时任八一大队十生产队队长的蔡长江也发动队里的200多人分了田土。

    “包产到户”把大伙儿的干劲激发了出来。以十三生产队为例,该队当年就增产粮食5000多斤,家家户户杀了年猪,多年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民喜笑颜开。

    “冒风险不是一句空话,是要‘落实到人头的’。”蔡长江回忆,当时虽然有些成效,但他始终有些提心吊胆,“过了些日子,上头的意见终于下来了。”

    1980年,原南中村的“包产到户”惊动了重庆市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叫停“包产到户”,并且要处理相关责任人。蔡长江就被叫到大队办公室说明情况。

    “‘包产到户’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就是坚持这个理由,蔡长江在大队办公室“睡了两晚水泥地板”,而且还面临着更为严厉的处罚。

    其实,当时市里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几经讨论,推广“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主流。

    不久,“包产到户”开始在重庆大地推开,翻开了重庆土地改革历史新的一页。

    南中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包产到户释放了生产力,也很快遇到了瓶颈,一些村民思想保守导致部分土地闲置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亩水稻的产量近700斤,上交集体六成约400斤,剩下的全是村民自己的。

    这个方案,让村民群情激昂,很快释放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一家人没日没夜地劳动,带着水壶和干粮,在田里一干就是一天,地里的产量‘噌噌噌’地往上涨。”蔡长江说。

    迈过了温饱线,下一个目标自然是致富。但谁曾想到,走向富裕的道路,竟如此艰难。

    “村里有4100余人,但土地只有2600多亩,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多一点,地少人多的矛盾很突出。”蔡长江坦言,以平均一家3.5口人计算,每户两亩耕地,每年种稻谷所得不过2000多元,刨除种子、肥料等支出后,净赚不足500元,如果把劳动力支出算在内,基本没有收益。

    单个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它不仅产出低,不利于推广机械化,并且抗风险能力极弱,在市场面前,很难保证持续增收。

    时任村支书蔡光荣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鼓励村民将土地拿出来进行联营,但彼时刚刚重获土地的村民哪里肯将土地又交出来?任凭蔡光荣怎样劝说,也没几个人响应。

    开水泥厂的老板、发展水产的业主、流转苗圃的投资人,均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南中村磨蹭了几十年,依旧在土地规模经营方面踯躅不前。

    这个问题,在村里当了37年村干部的老书记蔡光荣没有解决,他的继任者邓商学也没有办法,黄金炉的儿子黄国全更是徒唤奈何——在土改问题上,南中村可谓“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在南中村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放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葛兰镇穿过的渝巫路,曾是重庆主城到渝东北的一条干线,镇上长年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得益于此,离场镇较近的南中村不少村民或做小生意、或跑运输、或开餐馆,开辟了脱离土地的“第二职业”,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但好景不长,2000年渝长高速公路通车后,距离高速公路出口较远的南中村一下子被“冷落”,加之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城市化的扩张,村里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当年大家死活不愿交出来联营的那些土地,就这样闲置下来。时至今日,南中村的闲置土地超过200亩。

    “土地让我们吃饱了饭,也一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从传统产业抽身,由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南中村这条改革之路,竟走得如此曲折

    徐相飞就是在那个时候从村里走出去的,在外闯荡10年后,他又回到村里接替黄国全成为南中村新一任村支书。

    “那个时候因为种地效益太低,村干部鼓励我们出去打工、闯荡;而现在作为村支书,我又很希望村民能回流。”他坦言。

    让村民回流的理由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产业。这几年,徐相飞四处出击,联系合适的投资人。

    他曾联系渝中区一个药材商到村里考察,想把村里的土地资源推介出去,让对方流转500亩以上土地用于种植中药材;也曾联系自己的战友,希望他能到村里来建设蔬菜基地……但每次他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碰壁。

    “南中村产业发展耽搁了这么多年,导致村民思想愈发保守,要么舍不得那一亩三分地,要么是在外打工挣了钱,不图流转土地那几百千把块钱。还有的村民则告诉我,土地承包期就剩几年了,而农业投入短期又挣不到钱,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些投资人是真心实意地投入。”徐相飞哭笑不得,“反正一说到把土地拿出来,不愿意的村民总是有理由。”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让徐相飞兴奋不已。他立即按照上级的安排,抓好十九大精神宣讲,主题就是土地承包期延长和乡村振兴。

    “村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变化,对拿出土地不那么排斥了。”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从这个月开始,南中村启动了土地确权工作。确权之后,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能有效带活沉睡的资源。例如,农民可以通过农地抵押贷款支持农业生产,也可以通过流转土地给自己增加财产性收入。

    “很多连过年都不回来的人,一听说村里开展土地确权,赶忙从黑龙江、新疆、广东等地赶了回来。”徐相飞说,这说明不管走多远,土地还是农民的命根子,还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徐相飞的努力很快有了收获。一位投资人看中了村里的老龙洞山水资源,准备投资上亿元,在村里流转600亩地打造生态观光园。

    这被徐相飞视为南中村从传统产业抽身,由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经营的转折。“土地让我们吃饱了饭,也一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土地里的‘金子’发光。南中村人骨子里流淌着敢为人先的精神,我们要让这片土地再次焕发生机,实现乡村振兴!”徐相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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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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