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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报告》 在南湖红船边亮相 珍贵档案被确认为中共一大会议文件
    来源:重庆日报
    时间: 2018-12-25 06:46:58 | 记者:匡丽娜 | 编辑:王俭林

      

      《重庆报告》同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第一次正式作为一大会议的文件向公众展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匡丽娜拍摄、翻拍

      《重庆报告》俄译稿。

      董必武审阅了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后给中央档案馆亲笔写下了复函。

      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作的批示。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提供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这里面有重庆革命前辈的贡献——在中共一大的档案中有《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简称《重庆报告》)。

      如今,南湖革命纪念馆将《重庆报告》正式列入该馆中共一大史料陈列,确认了《重庆报告》是中共一大会议文件,重庆组织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的空白,也证明了一个真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如星星之火、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重庆报告》有哪些内容?它的发现和对它的研究背后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它对于中共和重庆的意义何在?为此,重庆日报记者和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专家辗转重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地调查采访,为重庆日报今年的“重走”系列报道画上句号。

      珍贵档案第一次公开展出

      12月23日,浙江嘉兴南湖,一条红船静卧水面,湖岸不远处,便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2.73公顷,外观呈“工”字形。

      序厅里,栩栩如生的红船雕塑与镰刀锤头图案交相辉映。“新馆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关心支持下建设和展陈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陈伟平介绍。

      新馆的基本陈列分《开天辟地》和《光辉历程》两大主题,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和97年建设发展历程,展出的实物、档案史料800多件(组),全面、权威、细致地展示了主题,规模大大超过上海一大会址展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展馆“中共一大会议”展区,详细展现了一大会议地点、会场照片、13名正式代表照片、每天的会议议程、会议文件等。在会议第一天议程和会场展板下方的玻璃展柜里,《重庆报告》同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第一次正式作为一大会议的文件向公众展出。会议议程明确记载,7月23日上午“开幕,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

      “我们1959年建馆,但有关一大的档案史料很少。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这几份中共一大档案并加以陈列,这应该是有关一大比较珍贵的史料。”陈伟平说。

      《重庆报告》共3027字,7个部分,分别为四川的最近历史、我们组织的任务、我们组织的历史、我们组织的机构、成员人数、运动、我们组织的发展。《重庆报告》明确记载,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成立。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并主张建立一支红军队伍。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李蓉研究《重庆报告》多年,她说:“《重庆报告》入列南湖展览,让普通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这份珍贵档案的真面目。”

      中共党史研究重要新进展

      这份《重庆报告》从何而来?为什么中共党史没有记载?

      同去考察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道出了其中原委:“《重庆报告》来自设立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馆。它的发现和入列中共一大展览,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新进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没有留下关于一大的档案。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了一批档案,其中就包括中共一大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京、广州、重庆三个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俄译稿,以及由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些档案一直密藏在中央档案馆。

      “对北京和广州组织报告的研究比较顺利,但《重庆报告》却迷雾笼罩。”周勇说。这是因为报告是俄译稿,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收发机关和时间。最重要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北京和广州的代表,但没有四川代表。加上时空限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因此研究工作困难重重。有的学者甚至质疑《重庆报告》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实性。因此,破解《重庆报告》这个难题,就要从确定报告的真实性入手。

      历时六十载确认《重庆报告》真实性

      “经过60年来几代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可以肯定地说,《重庆报告》是真实可靠的。”周勇说。

      1981年,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发表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引起轰动。1982年,中央档案馆披露了包括《重庆报告》在内的中共一大档案俄译稿的内容。当时正在四川大学读书的周勇开始关注这一课题。

      弄清重庆党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真相是重庆党史工作者的责任。2003年以后,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酝酿启动这一研究,由时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牵头攻关。

      要弄清真相,必须研究原件,发掘新的史料。经过努力,研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2010年周勇在中央档案馆见到了《重庆报告》的俄译件、中译手稿和毛泽东的批示、董必武的证明信。

      经过研究,周勇揭开了60年前的那段密史。“这批中共一大档案经过了毛泽东、董必武的鉴证,是真实无误的。”周勇摊开这几份珍贵的档案复印件,一一道来。

      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4份主要文件翻译成中文。1958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将其以内部简报的形式,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1958年6月,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于6月3日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审阅后给中央档案馆亲笔写下复函:“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从而也证实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此后,中央档案馆又把重庆、北京、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报告译成中文,于1982年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题,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重庆报告》与北京、广州报告一起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组成部分。

      2011年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中央文献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对报告的真实性进一步形成了共识。

      周勇说:“《重庆报告》真实性的确立,为破解难题奠定了前提与基础。”

      一批专家学者也赞同周勇的观点。

      对《重庆报告》的真实性,邵维正给出三点理由:首先,它是由苏联共产党移交给中国的,是共产国际保存的原始档案,造不了假。其次,从报告内容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有书记处、宣传部、财务部以及出版部,还有相应的活动。第三,吴玉章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讲到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

      “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创立是一个群星竞放、交相辉映、万流归宗的过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认为,《重庆报告》没有作者,这不奇怪。中共一大的主要文件都没有作者。或许是因为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要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或许是因为中文翻译成俄文,俄文再翻译成中文过程中忽略轶失,所以,《重庆报告》作者不明确,并不影响其真实性。

      “正是基于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南湖革命纪念馆将三个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一并列入中共一大史料陈列,是科学严谨的举措,体现了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深邃的历史观。”周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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